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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小舍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日志

 
 
 
 

身在天朝  

2011-10-23 18:07:02|  分类: 言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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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基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这一特殊环境,对天朝的新闻出版自由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主要从天朝与西方国家对于真理问题的态度上的对比,中国特色的有限新闻出版自由的产生和理论依据,对舆论环境和大局意思的偏离分析,提出自己的质疑,并寻求政权与人民的博弈的合理性,探讨身在天朝的新闻人如何才能在现有体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关键词】

新闻检查  中国特色  愚民政策  大局意识   好的舆论环境   沉默的大多数  规矩

【正文】

智慧女神与小脚老太

何为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又称"出版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是指"搜集、发布、传布和接收新闻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是言论、出版自由新闻领域的具体运用。用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法官托马斯·麦金泰尔·库利的话说,意味着“公民有权自由发布他想发布的东西,并免于因此引发的任何责任,除非他的谩骂、色情或诽谤性的言辞造成公害,或者由于他的虚假和恶毒言辞损害了其他人的地位、名声或金钱利益”。

从狭义方面来说,就是报纸可以自由刊登它想刊登的内容,但要为之负责。

身在天朝,新闻自由必须建立在“审读”和“年检”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检查制度之上。所谓“审读”就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了解报刊内容,掌握动态,对报刊进行经常性监督管理的主要手段。所谓“年检”就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报刊进行阶段性监督管理的有效方法。按照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对全国的出版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这里的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就是新闻出版总署。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则肯定了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事业建设和行政管理“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管理体制。

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秉持着真理愈辩愈明的信念:“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真理在圣经中被比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淖。”如果不允许思辩,则一些人会放弃思考。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将西方关于“新闻自由”和“人权”的呼喊当做驳斥天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标尺,只是想从对待真理的态度这个层面,将西方的自信与天朝的不自信做一个对比。如果说西方将真理看做是一个无往而不胜的智慧女神,那么天朝对于真理的看法就好比是一个裹着臭脚布的小脚老太太,不相信她能在缺乏新闻检查这一拐杖的情况下正常行走。

身在天朝,许多人担心新闻出版自由,认为面对真相的人民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敌人利用,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舆论和民意并不是真理,并且一定会影响到天朝的“安定团结”。

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笑而自欺,更像是对自身实施“愚民政策”的辩白。就好像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拼命在你耳边抱怨“要维持十三亿人的社会保持稳定是多么的不容易”。 事实上,“每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的裁判者”。只要把所有的事实都公开公正地在人民面前展示出来,人民自然会有自己的理性认识,真理只有在与谬误的反复斗争中才能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而不是靠政府给出,并小心呵护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出现了混乱的局面,然而大一统的王朝却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暴乱和起义。极端的压制、围堵只能暂时地让江水看起来平静,却无法避免洪水和决堤,只有保持畅通的出口,才能保证江水的源远流长。

民主制度的伦理前提正是充分地信任人民有自己判断是非和选择统治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只能在民主实践中形成和完善。

授权与限权之间的微妙平衡

从很早的时候起,统治阶级就已经开始意识到新闻媒介无可比拟的“放大器”的作用,并始终像防家贼一般防着民间的“悠悠众口”。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官方控制主要针对四个大的方面:一是有损于皇帝威严,不利于皇权巩固的民间言论;二是涉及兵变、起义、武装反抗官军的军情;三是未经皇帝阅批的臣僚章疏,提防与当政者相左的政见;四是易遭外界反对与非议的朝廷机事。在官方控制方面,当代的天朝政府依据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的经验和教训,也得出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全面封锁只能带来小道消息的泛滥,也就是“防人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于是有了这样的原则:应该保证人民群众有“正当合理”的知情权,对报纸、广播、电视保持较高的或较理性的透明度。

天朝的文字之所以博大精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丰富而善于变化的形容词。而这一特征使得很多原来相互矛盾的概念都能被天朝人用来自圆其说。就好像“微妙”这个词,如果有人说某某俩人的关系很微妙时,听到的人往往会眉眼轻挑,嘴角微微上扬到一定的弧度,用意味深长的眼光与彼此相互交汇,不置可否地颔首,间或发出一阵“咦?!···”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一齐发出“噢哦!!!···”的感叹。当她们的脸上恢复成淡漠的神情,一句话也不曾说,可要表达的意思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传开来。

俗话说的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天朝的法律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界定,自然也逃脱不了对形容词的灵活运用。《宪法》第五十二条,明确强调新闻工作者在遇到特别的报道事件时,能够遵循推衍出来的最高宣传报道原则。在法律授权部分,新闻从业者享有充分的自由;在法律限权部分,新闻机构及其作者的行为受到严格的制约。这里的“充分的自由”与“严格的制约”就是这样一对矛盾体,你永远无法运用量化的方式将“充分的”和“严格的”这两个形容词分出个高下、多寡抑或轻重。

为什么在法律对授“充分的自由”授权的同时,会有法律对这一自由“严格制约“的限权?那是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一定程度上的限权正是为了保证“充分的自由”的实现。这就使得天朝的新闻工作者在实际的新闻工作中,尤其要注意对新闻自由在“充分的”授权与“严格的”限权之间微妙关系的把握。

政权与人民之间的博弈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在《中国国情与新闻传播》的主题演讲中教育年轻一代的新闻人时说道:“在当下而言,不要总以为就自己是救世主,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如果不了解大局,往往会把一些小事情、具体问题扩大化,对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年轻人很容易义愤,但是不知道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情况非常复杂,在这个情况下‘当家’不容易。所以我们说,特别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特别是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我是一个年轻人,看到他这样的话就很义愤。作为天朝的年青一代,有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是必须的,我们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知道自己的能力实在渺小如蚂蚁一般不值一提,知道我们不能代表人民群众,但至少我们能代表我们自己,甚少我们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会石沉大海,哪怕会招来“不识时务”的非议。

什么叫“一个好的舆论环境”?这个世界上,谁都会怕麻烦,做什么人最省事?做王先生口中的“沉默的大多数”最省事。几天前发生在广东2岁的小悦悦身上的事之所以会一下子涌到舆论的风头浪尖,不单单是因为她连续被两辆货车从身上碾压过去,而是因为监视画面里出现的那18个目睹惨剧却冷漠走开、不管不问的路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是太习惯于做“沉默的大多数”了。

一个好的舆论环境不是人民都保持沉默的一滩死水,而是人民能自由交流意见和看法的一片汪洋。美国内战时期的著名报人亨利·沃特森擅于引用名人名言,而他最喜欢的一句是出自莎士比亚的“如果人们不能痛击自己的愚蠢,事情将陷入困境”。基于天朝的“中国特色”,我们并不要求天朝的新闻事业能脱离于我们伟大的党而独立存在,但天朝政府至少要做到不惮于批评、建议,并能正视自己可能出现的错误。人民的力量并不那么可怕,他们只是说出自己想说或者该说的话。天朝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害怕人民的力量强大,而是担心自身力量的弱小。政权与人民之间的博弈,正如打拳击赛的双方,稳赢的方法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变强,而不是千方百计让对手变弱,或者干脆取消比赛。放手一搏才能让彼此都能有所长进,得到真正的发展,否则何谈社会进步?

什么叫“大局意识”?自古以来,天朝的儿女们都有一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大无畏精神。对于天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自然也强调“大局意识”,也就是中央一直挂在嘴边的“政治家办报”,要求天朝的新闻工作者们都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立场上去进行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这四个字,确实成为许多新闻工作者勉励自己、宽慰自己的金玉良言。

然而,我们常常所说的“大局意识”,很多时候已经脱离了它的客观性,而在不知不觉当中演变成为“官本位”的惯性思想。记得高中的时候回答政治题回答惯了,动不动就从宏观的角度去思考解决题中涉及的社会问题,好像个个都是国家领导人,大手一挥,就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各种解决措施自然而然就来了。待到写作文的时候,这种毛病却是改不了了,对于很多话题往往不由自主地就走到宏观的道路上去了,而很难做到“以小见大”,以至于语文老师经常批评我们的“高谈阔论”和不切实际的空口言。

用天朝特有的动词“越位”来说,人民该做的事就是做好自己人民的角色,把自己放低到日常生活中去,从小处着眼来窥视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越位到大局的高度反而牺牲掉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只有这样,政权与人民在博弈的过程中才能有来有往,有张有弛,我们的民主制度才能逐渐走向成熟。

如何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天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权利缺乏法律保护,舆论监督也时常遭到种种抵制与非难;新闻机构及其媒介运作方面体现的突出问题则是媒介经营、内容禁载、出版与刊播秩序等规定事项上普遍存在有规不依,屡禁不止的无序现象。

做一个天朝人不容易,做一个天朝新闻人更不容易。很多新闻工作者在初出茅庐时都曾怀有一腔新闻人的豪情,却发现自己的新闻理想在现时的新闻工作中寸步难行。在暑期实习的时候,一位资深的新闻从业人员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让我心灰意冷,那句话是“我从来不看新闻,全是假的,有什么好看的”。这一说法毫无疑问是带有十分情绪化的一句抱怨。然而这多少能传达天朝新闻人的无奈。新闻出版自由之所以无法完全实现,跟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权利缺乏法律保护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新闻人自身都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没有法律这一金盾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怨不得新闻从业者大多会明哲保身、碌碌无为、甘于平庸,做一个哑掉的喇叭。来自外界的舆论压力再大,也敌不过顶头上司的生杀大权。新闻人自身之所以软弱,是因为天朝现行的普世法则,借用范爷爷的说法,可以用京剧大师施展猴拳的八仙桌来类比。

而如何在“授权”与“限权”的微妙平衡中,找到自己的处事准则,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不是一件张口就来的事。脚下站立那个八仙桌规矩如何,处于弱势地位的新闻人是很难选择并加以改变的,只能在现有的规矩中最大限度地去施展自己的拳脚,不抱怨行不通的事,只做行得通或者换一种方式行得通的事,在政权与人民的博弈中慢慢撑开脚下的规矩,就像文革结束初期的穆青,对于现时的规矩不允许的事情,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测性,向着规矩可能会发展的方向大胆地迈出自己的步子,脚下的可行性范围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宽。

【参考文献】

《授权与限权:新闻事业与法治》陈堂发   新华出版社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李彬等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利昂·纳尔逊·弗林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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